三、观念：司法之神所代表的司法公正 包公就这样成为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维护司法公正的千古司法之神。

可以说，从1952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建议启动制宪程序，到宪法草案于1954年9月20日交付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制宪程序的每个环节和宪法草案的每一方面内容，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完成或决定的。就司法而言，党对这个领域除通过制宪、修宪和立法等方式实施了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外，大量的工作是实行组织领导。

须知，在全球所有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宪法地位在同级国家机构中都是最高的之一，属于第一序列，没有被摆在第二序列或更低序列的情况。在这方面，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和指出一些基本常识：党的领导与某个地方党委、政法委或其书记的领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主张与后者的主张性质有根本的区别;因此，真正实施体现全党领导的法律，有时就必须以不合法律规定之理由否定地方党委、政法委及其书记的主张或其所表达的意愿，而若过分强调地方党委、政法委或其书记的领导，则势必经常出现这些党的局部组织以自己的主张否定由法律所体现的全党主张的情况。没提宪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相互制约。(三)党领导实施法律的基本体制 一般认为，法律实施包括法律遵守、法律执行和法律适用，也有学者把其中的法律执行看作法律适用的一部分。3.理论上未厘清司法的特殊性，在执政或领导方式上习惯于对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刀切。

2.从县区一级到中共中央，各级党委都设置了政法委员会领导司法工作，在党政不分的历史条件下，政法委事实上是法院、检察院的上级领导机构。中共现行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被历史上的包公们平反昭雪、洗刷奇冤的诸多案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由于原审和初审官员官官相护或者畏惧权势造成的。

但是，现实中的亲情纠葛远非法律制度所能够厘清，也更加考验司法官员的勇气和智慧。《尚书》规定了严惩司法官员贪赃枉法的五过之疵，秦律也规定了见知不举、失刑、不直、纵囚等司法官员贪赃渎职罪名。《宋史》本传所载盗割牛舌案，仅短短四十一字，就生动刻画了包拯洞若观火的精湛的司法技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讲有命自天，天子和皇帝代替上天管理人间秩序，享有最高国家权力。

换而言之，皇权、君权只有以合乎传统治道规则体系的方式行使，才具有最高权威性和正当性。[17]青天窗外无青天语出宋人胡颖诗，柳立言先生巧妙化用，以青天指胡颖等名公书判，无青天指整个宋代司法状况，参见柳立言：《青天窗外无青天：胡颖与宋季司法》，载《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35页以下。

可见，包拯早在生前就已名满天下。千年包公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高度进步性、人民性和思想性的一环，其中蕴含有深刻的传统司法智慧和峻切的百姓心声，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人情莫不爱其亲，传统儒家思想和儒家化的法律制度也从人性出发，承认了亲情伦理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如允许亲亲相隐，不提倡大义灭亲。接踵其后的惟反，是指利用职权，打击报复。

故事中，真相大白后严天民羞愧难当，最终伏剑自刎，这无疑是个悲剧，但也说明清明的重要性。最后是为民请命的青天。在包公的司法活动中也经常受到来自更高层的政治权力出于私利、私情的干涉，如《铡美案》中包公接连受到公主、太后、群臣乃至仁宗本人的求情和干涉。[7]包拯奏议谏稿见杨国宜：《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版。

史册有遗训，无贻求来羞。[8]就层垒叠加的内容而言，千年包公叙事较之真实包拯史事，其对包公形象的塑造或曰添附主要有以下表现：为包公的形象与经历增加了神秘化的元素，如文曲星下凡的传说，幼年被遗弃的遭遇，与狐狸交友的经历，为鬼魂申冤的活动，以及黑面孔、月牙印的外貌，梦游床、阴阳镜等宝物，日审阳，夜断阴的职权等，使包公的司法形象脸谱化和司法活动权威化。

[15]但是，以往学者的研究多从个人的角度分析、总结和赞美包公的人格特征与魅力。但是包公选择了执行王法，从而在赢得老百姓的赞赏的时候也严重的伤害了自己立身其中的血缘亲情。

[26]这些都是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官员和司法公正最基本的期待和最迫切的心声。[5]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揭示包公在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其次阐明包公司法之神形象之所以形成的内外动因，最后分析包公作为司法之神寄寓了中国百姓怎样的司法公正观念以及导致传统司法不公的主要社会因素。天的第三重含义是最高、最远，引申为不可动摇、不可触犯，所谓天威、天罡是也。  注释: [1]参见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8页。包拯死后朝廷赐谥孝肃，追赠礼部尚书，但并未能够就此盖棺定论。《书》谓：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

对此笔者并不否认，同时想着重从传统司法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和阶段性演变的视角指出，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或者换而言之，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之所以是包公，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动因。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的记载。

传统戏曲《包公赔情》中，包公对嫂娘的那一段唱词，深深的撞击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亲情还是王法，也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问题。《左传·召公十四年》载，邢侯与庸子争田，叔鱼受财枉法裁判，最终被哥哥叔向大义灭亲，戮尸街头，叔鱼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受财枉法被判死刑的司法官员。

[13]孟子鼓吹惟仁者宜在高位。其二，包公司法之神形象所承载的清正廉洁、明法致公和为民请命等传统司法公正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内嵌于中国老百姓法律思维深处。

公生明，廉生威是中国古代很多清官的座右铭，但是光有清官不一定能够保证做到清明，光有公正无私的信念不一定能够明了案件的真相，光有清正廉洁的作风也不一定能够威慑奸猾的群小。人品门有公吏类24件书判，涉及吏人贪赃枉法的种种行径。这种司法公正观念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和千年包公叙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和投射。在此经济基础上，以瓦舍勾栏、说唱演艺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开始出现，笔记、话本、杂剧等广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和载体也逐渐成熟，这为包公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和途径。

随着这些文本的广泛流传，不仅像寇准、包拯、海瑞等这些著名清官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和颂扬，而且各具特色的清官群体及其呈显出的特征魅力也开始深入人心，清官一词随之也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悉和推崇。[10]参见张全明：《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包公戏之外，刊载戏文的话本，根据戏剧改编的说书表演，系统整理包公戏而成的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共同塑造了包公的神圣形象，同时也成为后人进一步塑造的素材。  三、观念：司法之神所代表的司法公正 包公就这样成为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维护司法公正的千古司法之神。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9]宋金话本中也开始出现包公断案的故事，成为元明清以降传唱近千年的包公戏的基本源头。

[20]与此同时，讼师、书铺户、茶食人、安停人、幹人、仵作、胥吏等司法角色开始在司法诉讼中扮演重要角色，讼学、律学、法医学、官箴学等司法知识开始逐步积累，法律考试、鞫谳分司、翻异别勘、干照、断由、千文架阁等司法制度和设施也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3]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重大战略部署的意见》，强调支持指导河南法院……深入挖掘中原优秀司法文化传统。但是，司法官员的司法活动在事实上是会受到各方面的干扰，难以做到公正司法，其中最易受到也是最为严重的就是来自权势的催逼。司法职业化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形象特别突出，性格特别鲜明的人物，他们往往在历史叙事中被赋予强烈的符号学意义。

这也是包公之所以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最重要的原因和驱动。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就是以进士身份入仕，旋即被授予知天长县、知端州等亲民官职，是儒臣知州政策的体现。

[30]徐忠明教授制作了包公司法故事概览表，涉及到这些冤案的成因，参见前注[5]，徐忠明书，附录。[17]身处苦难之中诉告无门，权利无从伸张的人民，从内心深处对包公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并将之塑造成为一个理想的司法之神。

包公形象神化最主要的时期是元明清三代，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时期。[29]具体到执法司法活动中，国家王法代表着国家的整体性利益和治理秩序的基本要求，如果皇帝因为个人的喜好、爱憎、亲疏等因素，干涉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就违背了天命和天道的要求，这种干涉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司法官员就有权加以抵制。